要判断全球是否已经从一个公共卫生危机，转变为一场世界经济危机，我觉得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量：
首先一点，市场主体的预期是向好还是向坏。预期很虚，但它会决定了人们的行为，非常重要。
第二个，要看是什么引起了这一波的恐慌，原因是什么，它和08年的金融海啸有什么不同，还是说仅仅是一种历史的重演。
最后，我们要看到世界经济的基本面是什么，就像一个人被撞了一下腰，如果他是一个小伙子，被撞了一下受到的伤害和一个老太太被撞了一下所受到的伤害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先来看市场主体的预期。什么是市场主体？我觉得要看有代表性的大公司的观点，比如说最近亏损很严重的桥水公司，他们的一位联合创始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发生的事是我们有生之年都没有发生过的，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危机”，他直接表示：这是一场危机。
这一轮的波动很明确的是恐慌式的波动，恐慌的来源看两个核心指标，一个就是美国的新增确诊人数是不是还在倍增，第二个，美国政府采取的防控措施是否及时有效。
要注意的是，疫情首先爆发在中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也是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经济体。疫情蔓延到全球，对整个世界的经济循环和产业链的运行形成了一种致命性的打击。所以说这次不能简单的把它看作一个短期的冲击，它对全球生产造成了危害，后续会随着疫情进一步发展而恶化。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有些国外的机构的评价是非常悲观的。
孟添：讲到全球产业链，一定要提下微笑曲线，这也是常常谈的，一般说中国的主要在底部，两头上翘的研发与市场在海外。现在这样的结构可能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也与我们的人口红利，产业工人队伍的发展，科技与企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有关。无论如何，全球分工，不同的专业化，在全球疫情下，压力是很大的。中国疫情暴发时对国内制造业的负面影响，与现在欧美疫情暴发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不同的，面临更艰巨的挑战。
谈铭恒：美国的四次熔断发生在3月9号、3月12号、3月16号和3月18号，最大一次大概跌了接近3000点（道琼斯指数）。每次熔断之后，美国就会出台一些刺激政策，最早的政策是在3月3号，当时还没有出现熔断，美联储紧急宣布降息50个基点，这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首次在非政策会议期间降息。
3月10日特朗普提出了一个减免工资税的想法，3月15号美联储把降息至零。刚才张老师说美国只推出7000亿，实际上在3月17号的时候，美国财政部声称要推出一个1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此外，财政部还宣布美国纳税人可以延迟缴纳90天，每个美国人发1000美元的补贴。所以不光是从货币政策，从财政政策上面全部都来刺激。
第一次熔断的时候，美国当天新增的确诊人数是174人。第二次熔断，当天新增429个人，翻了一倍。第三次熔断的时候，新增确诊人数是925个人，又翻了一倍。到了最后一次熔断的时候，新增2900个人。最近美国每天新增的人数都超过5000个人，所以未来会不会再发生熔断，出现更大的跌幅，或者说美国持续推出更进一步的宽松政策，我认为都不可预计的，很有可能会有新一轮的一些政策。
我认为世界经济已经到了一个危机的层面。这不光是受疫情的影响，还叠加了石油行情的影响。全球的石油在这些年来大跌了三次，一次是在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一次是在16年的时候，一次是现在。这三次哪一次跌的最厉害呢？是现在。我记得在3月9号的时候国际油价跌了30%，到什么程度呢？到了30块钱一桶，什么概念？一桶油197块，一桶矿泉水是200块，一桶牛奶是1000块，也就是说现在水比油还贵，而且油还在进一步下跌。最近我看到布伦特原油跌到了26块，这个也是很可怕了，程度其实已经超过了08年金融危机。
另外还有两个指标，美国30年国债指数，和对于国债的流动率，这两个指标全都跌破了08年金融危机的水平，美国30年国债的振幅超过1%。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有人说在危机边缘，有人说还未进入危机，我认为已经进入危机了。
中国经济能否独善其身？疫情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潜力何在？
张恒龙：要问中国经济能不能独善其身，我觉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毕竟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又是世界最大的外贸进出口国与最大的制造业国，和世界的经济联系是千丝万缕的，独善其身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谈到三架马车，我觉得还是要看到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就是这场疫情的冲击，是不是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改变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分工当中的地位，如果改变了，那就是伤筋动骨。但目前来看这种地位似乎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是短期冲击肯定有。
具体到消费、投资和出口来看，出口今年复苏的希望不大，有可能把去年好不容易带来的11%的拉动清零，甚至是负的。
从消费角度来看，首先中国的消费结构已经变了，春节大家没有出去吃饭影响很大，但是中国餐饮消费占中国消费的比例并不大，大概只有12%左右，而且农村的消费占比也不大，大概在15%左右。未来消费能不能复苏，主要是看餐饮之外的实物消费、服务消费以及城市的消费，但是不要指望这个消费能够在未来的9个月能够把失去的一季度找回来。
另外，要冷静地看待报复性消费。举个例子，你两天没吃饭，到第三天有饭吃了，但不可能吃原来三倍的饭量。而且在全球市场剧烈波动下，报复性消费有可能变成报复性储蓄。所以今年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肯定会受到冲击。
三架马车，唯一的指望就是投资，因为政府发力主要在投资。从目前来看，政府更倾向于新基建。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债券是要立法的，今年的额度是18480亿元，这个当中有12900亿元专项债券，规定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截止到3月20号， 18000多亿的债券发行了14079亿元，而且期限超过十年的债券占到了86.2%，显然这一轮政府的投资主要在基建。而这个基建主要是用在铁路、轨交、生态、环保、市政等新基建方面。
关于新基建，我认为未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三种颜色。蓝色，顶端科技为代表的科技产业；绿色，环保节能产业；白色，医疗卫生产业。蓝色、绿色和白色三大产业，将构成我们新基建的底色。
谈铭恒：对于消费的复苏，我是打一个问号的。在全世界的经济没有彻底恢复之前，中国没办法独善其身，唯一能够慢慢走出来的可能是国内的一些个体小商贩、娱乐业、餐饮业等等，不受境外因素的影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
至于报复性消费，还是要看消费的对象，一种是货物，一种是服务。如果是货物，比如说买电视机，晚两个月买，这是可能的，它可以被递延消费，这些货物的消费有可能被追回来。但是对日用品、必需品而言，如果损失就不可能追回了。第二是服务业，像餐饮、娱乐、文化、会计师服务等等，也要分为两类，能够递延服务的是可以的，但有些消费消失就是消失，不能一概而论。所以，不要太指望报复性消费。
讲讲房地产，数据显示，房地产百强企业的销售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TOP10、TOP20、TOP50、TOP100，他们的门槛都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0%以上，一手房、二手房成交的数据，2月份比去年同比下降60%左右，预计今年的房地产销售情况会下降20-30%左右。
非典下的中国经济情况和现在比，到底哪些地方是有本质性的差别的？
张恒龙：我认为现在至少有六个方面发生变化：
首先，中国经济的体量上去了，100万亿的水平，一般的短期冲击能够承受。
其次，要看到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了，只不过疫情把中国增长速度调整加快而已，我觉得速度下跌并不是本质性的问题。
第三，服务业占比上去了，无论是产值、就业、企业数量，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三大产业当中的第一位了。
第四，消费代替了投资，成为了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强劲的引擎，而疫情影响最大是什么？就是消费。
第五方面，中国成了国际贸易第一大国，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所以全球性的危机，中国难以独善其身。
第六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当前世界的基本面，还处在08年金融海啸带来的危机的复苏当中。
17年过去了，我们要牢牢把握住这六方面的本质的区别，才能比较客观的来看待未来中国将如何复苏。
国外的量化宽松能否奏效？
孟添：量化宽松，08年金融危机开始，常常在用，是一项调控政策，过去相当长的时间，美，日，欧盟都在用，而且有效，在危机时刻，刺激经济，释放流动性，无论是零利率低利率，还是大量购买国债，可以通俗简单理解为发钞，但负面影响是通货膨胀。
张恒龙：2008年以来，全世界都没有停止过量化宽松。但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了吗？没有解决。前面分析过，市场恐慌式暴跌，恐慌的原因是疫情，担忧的是“救人”，所以，要救市先救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觉得量化宽松在这一轮波动当中难以奏效。
谈铭恒：我跟张教授的观点有所不同，确实在疫情没有解决之前，你不知道它有没有效果，但是，难道就看股市跌下去吗？我想很多国家政府的政策，都可以认为是货币宽松政策的一种，不一定是量化宽松。但是这种政策，刚才张教授说没有对症下药，但是有药总比没有好吧？我们也确实看到，当这些国家和政府宣布这些政策之后，股市就是反弹了。最终有没有效果，我不敢评判，因为最后历史会来解答会不会有效果。
逆周期调节国内将如何放大招？
张恒龙：这些年来我们都接受了一个叫“大市场小政府”的概念，而这次疫情一来，毫不留情面地就把这个模式打垮，西班牙宣布要把医疗机构收归国有，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宣布，要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促进新一轮的国有化。为什么？因为疫情让我们看到了之前模式的短板。大市场为什么要对应一个小政府呢，能不能对应一个大政府呢？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逆周期调节的工具，可选的还是很多的。
首要的我觉得要当好店小二，我们都比较关心政府砸多少钱，政府降多少息，政府减多少税，但是忘记了一条，政府最大的产品是什么？制度和公共服务。最近的复工复产大家可以看到了，从中央到地方这个节奏非常快，各地政府都当店小二，改善政府职能，能够加速加快经济的循环，这是政府必须要做的事情。
另外，就是公共投资的力度要加大，我前面提到举债，为什么要发债呢？因为减税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中国政府去年的税收增长了1%，个人所得税下降了25.1%，进出口货物的增速下降了6.3，未来如果要减税的话，空间可能就是跟企业相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但在总量上，我们目前面临着很多刚性的支出，比如医疗卫生板块要补短板，要打造通信的公共设施，这些都是要烧钱的，所以减税的空间有限。剩下的选项就是发债，我觉得这是在现实困境下的一种必然的选择。
至于货币政策我觉得选项就更多了，比如定向降准。
谈铭恒：我觉得货币政策是政府不得已为之，它的负面作用可能会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政府更多的是依靠财政政策，中国还有一定的降税空间。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它占比很大，而且呈上升趋势。
第二个，财政政策除了税收的策略以外，还有一些比如说政府的补贴，行业的一些宽松政策等等。另外一个，刚才张老师说要企业发债，但是，不是企业不想发，而是根本发不出去。现在什么企业发债最容易呢？国企央企最容易。
孟添：我很同意谈总讲的关于发债问题，我们的科技金融研究所，一直在研究企业融资方面的问题，确实在企业融资里面，包括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发债、上市、PE/VC等等在内，其实发债是最弱的，情况跟谈总讲的差不多，只有国企这种有信用背书的企业发债相对可以，其他的民营企业确实比较难。另外，关于当前中国是否即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后人口红利消失的窗口期有多少？在这样的全球疫情冲击下，有何影响，也很值得更加关注。
疫情后，中国经济将呈现怎样的趋势与特征？
张恒龙：我更想谈一谈趋势性的变化。疫情考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也考验着每个城市的治理能力，未来中国经济的区域性特征会呈现什么变化呢？以前我们希望各地要一起发展，保持一种均衡，公共服务要均等化，区域要均衡，把东中西部的差距缩小，这是对的。
但是要发展不可能齐头并进，中国改革的逻辑是什么？先富带后富，未来中国的区域发展会不会重走非均衡的道路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大概率的选项。3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文件，叫《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里面有两个关键的政策，一个是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事项授权给各地方了。关键是第二条，他只给了八个省市，而且不是授权，叫“试点”，这八个省市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重庆。
虽然试点期限只有一年，但释放了一个很大的信号，就是未来区域发展的政策不会一刀切，而是有差别对待。
孟添：刚才提到区域发展，那城镇化不得不提，这像是个发动机，中国的城镇比率最新的数据，户籍人口是40%左右，常住人口是60%左右，而美国上世纪70年代就70%，日韩也都在这个比率，所以城镇化很重要，拉动内需，拉动经济，空间也还有很大。当然也涉及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问题。
张恒龙：提到城镇化，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城市化，中国现在发展大城市、城市群，是写进十三五规划的。这透露了一个信号——城市化是继工业化之后进一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当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土地的使用更集约，可以为服务业发展，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这是发展城市、发展城市群根本的目标。
那么，如何发展，优先次序是什么？中国的逻辑是先富带后面富，呈波浪式的发展，从这次中央出台的用地指标松绑的导向来看，优先发展的就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城市群，结合房价问题，我认为未来的房价如果会上涨，这些城市群将是优先的考虑。
